如何更好的选择医疗纠纷律师
一、首先选择“专业性”的医疗纠纷律师。
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医疗纠纷不但涉及内、外、妇、儿等各个医疗专业的分科，还涉及生理、生化、病理生理、病理学、解剖学、诊断学、检验学、医学伦理学、医院管理学等相关领域，故此医疗纠纷不是一般律师可以解决的，能胜任的律师不但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还必须具备扎实的医学全科知识，必须是经过系统、规范化的临床培训和临床工作，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熟悉医院的管理和医疗运作程序，复合型专业律师。患者及其家属可以想见，一个连处方、医嘱、实验室检查、化验结果都不会看的律师，如何为患者及其家属的维护合法的权益?
在医疗纠纷代理过程中，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代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律师，没有相关医疗教育、临床工作的经历，仅仅是代理的医疗纠纷案件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医疗纠纷案件而言，没有哪两个案件是相同的，不但同一个患者所医疗的科室，手术的方案都不相同;更不要说同一疾病在不同患者之间是个体差异。就是对同一患者，同一疾病的分析也不相同，应当更具疾病的具体情况和医疗机构的具体处理来确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过错和伤害后果。就是从临床过来的专业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都感到“知识储备不足”，“专业知识缺乏”。更不要说一个没有医疗专业知识背景的律师的“医疗经验”了!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仅仅从医学院校毕业，没有实际从临床工作过的律师，是很难说是“专业医疗律师”的。因为，实际的临床工作经验和处理病人、用药的选择与改变、治疗方案的权衡与选择、手术的切口与选择、后期复查与治疗，都必须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才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和经验的积累。如果没有实际的工作经历很难在医疗纠纷法律实务中，找出医疗机构在整个救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不能够很好的维护患者及其家属的法律权利的。
二、选择“诚信”很强的律师
从患者及其家属对律师的选择上看，不管你选择的律师是否有相关的医疗知识背景，他都必须是一个诚信的律师，也就是说这个律师应当是和你讲实话的律师的，这个“实话”应当包括：律师能够为你做到的诉讼结果和律师不能够做到的诉讼结果。在我国的律师服务活动中，个别律师为了能够代理案件，在收案子的时候，向患者及其家属“虚假承诺”了很多结果，包括：胜诉和赔偿数额等等。应当说这样的律师是很不负责任的!从代理的医疗纠纷案件看，能够被法官支持诉讼请求，对证据和诉讼思路都有很高的要求，医疗鉴定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赔偿数额往往比较少。应当说医疗纠纷案件是很难打的。在诉讼前就做不切实际的“承诺”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患者及其家属在与律师交流的时候，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往往带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虽然他的承担迎合了患者及其家属急切的心理，但是，如果诉讼结果达不到承诺的结果的，诉讼不利的结果仍然是由患者及其家属来承担的。这样看来在诉讼前不切实际的承诺只是一个幌子，对患者及其家属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从社会经验看，“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夸夸其谈的骗子，才是能够把“好人走瘸了，卖给他拐”的人。
诉讼是有风险的，关于胜诉的标准，患者及其家属往往考虑，不但法官支持所有的诉讼请求，而且赔偿数额要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样“全胜”的胜诉的案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胜诉标准的把握
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规范，诉讼的“胜诉”是包括一个范围的，这其中包括：
1、案件性质的认定：也就是说，不管赔偿数额的多少，通过在诉讼中的行为应经可以认定医疗价格在医疗、抢救的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的，也就是在法律上讲的“定性”的问题。由于在医疗纠纷诉讼中，能否认定存在医疗过错是在法律性质上认定医疗机构的错过行为，它的认定即使下一步要求赔偿的法律依据，也是在法律上确认过错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律师尤其重视“法律定性”的界定。这样一个结果往往对“要讨个说法”的患者及其家属是适合的，对于这一部分当事人而言，赔偿数额并不是重要的，在法律上确定医疗机构的责任是患者及其家属所期望的结果。
2、赔偿数额的多少：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后期治疗费和前期经济投入的考虑，往往患者及其家属要求不但要赔偿相关的费用，还要把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等等都要计算到里面。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时候，要求的很多。这样要求的患者及其家属通过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而是经济问题，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赔偿。但是，律师是不可能按照患者及其家属的“想法”去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的。由于医疗纠纷法律案件的特殊性，我们在受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时候是很难给当事人“预测”一个赔偿数额的，所以，在当事人得知法院的判决后，不要因为赔偿数额的少而抱怨你的律师，因为，医疗纠纷案件赔偿数额普遍较低是现实存在的法律事实。并不是你的代理律师造成的!如果你的律师在诉讼前，应经向你“承诺”了赔偿数额的，他要么是在“虚假承诺”，要么是对于医疗纠纷案件太不了解了。我们作为医疗纠纷的专业律师几乎是在避免谈论这样的问题。对于患者及其家属的提问我们是不会给出明确的赔偿数额的，这不是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不负责任，恰恰相反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不负责任的“估计”与“承诺”是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
医疗纠纷案件，经过的法律程序与环节是比较多的，在如何一个程序中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每一个处理结果都会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比如：鉴定结论、证据的认定、质证程序的情况等等)这些处理的意见，又不是代理律师可以预见和可以控制的。这显著不同于“经济纠纷案件”的情况，在接到案件后，在分析后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法律意见。而医疗纠纷案件是远远达不到的。
应当说，赔偿数额是患者及其家属比较关心的问题，在日常案件咨询中也是经常被问及的问题，在赔偿数额的计算，及法律实践的情况。
四、庭审程序的进行
在医疗纠纷诉讼实践中，由于患者及其家属收到一些欧美国家的影视作品的影响，把诉讼的过程看作是，代理律师“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不可开交的辩论过程。其实，不管影视作品中表演是何等精彩;故事情节是何等“跌宕起伏”。那就是影视作品，它与实际的医疗诉讼相差千里。不是你的代理律师不努力，而是患者及其家属并不知道真实的庭审过程，在见到真实的诉讼后，对自己“想象破灭”的遗憾。由于我国与欧美国家的法律体系的不同，法官在诉讼程序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注重诉讼程序的进行，整个诉讼程序听从法官的指挥，法官是有权利制止“被认为与本案无关”的发言的。整个诉讼的进行是严格按照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进行的。而在欧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实行的就是“当事人主意”，代理律师在诉讼中作用强大，法官就是一个听众，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如果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医疗诉讼程序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就会很好的配合律师的诉讼，否则，在诉讼中还不够律师向患者及其家属做解释的时间，只会增加诉讼的障碍、加重律师的工作量。对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帮助!在这里也提醒患者及其家属，毕竟律师参与到诉讼中来是，为患者及其家属说话的，但是，绝对不会完全代替患者的诉讼地位，患者及其家属希望找一位律师就不用再操心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患者及其家属是整个医疗过程的亲历者，相关的医疗、抢救事实没有比患者及其家属更清楚的了!因此，在法庭上，患者及其家属仍然是诉讼的主体，代理律师是不能够代替患者及其家属的。在法庭上双方应当协调、配合好，以统一的思路、统一的事实认定来应对诉讼中的问题和情况，否则，双方配合不好，“南辕北辙”，法官就不知所云了!
五、对于案件的期望值。
在医疗纠纷法律咨询中，我被最经常的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胜算的比率有多大”?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拒绝回答的，医疗诉讼的环节很多，它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的民事纠纷，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在受理案件的同时心里大体就可以有个“估计”了。但是，面对患者及其家属的追问，我们希望更多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对于医疗诉讼代理律师及当事人积极的努力争取一个好的诉讼结果，但是，如果诉讼结果不理想，也不要“钻牛角尖”，毕竟法律认定事实，审判程序与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差异的，事实上存在，但是没有证据，没有被法庭认同的是很正常的。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到判决书的时候，不要感到“整个社会都是黑暗”的，“没法活下去了”等等，毕竟，一次医疗诉讼仅仅是生活道路上的一次经历，患者及其家属生活的意义不是仅仅为了这一次诉讼。即使完全败诉了，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诉讼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在这里我再次强调，医疗诉讼周期长、环节多、成本高、赔偿数额低、风险高，患者及其家属在诉讼前应当充分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在诉讼前要明确诉讼的目的是什么?不可意气用事。在律师的选择上除了专业技术的条件外，律师应当是说实话的人。说实话就意味着他把风险和困难说的清清楚楚，实话就意味着患者及其家属不喜欢听到的情况听到了。真正的医疗律师是不应当是一味迎合患者及其家属的要求的，患者及其家属也应当十分清楚，判决的最终结果也不是律师说了算的。“满口答应”的后果必然是“虚假承诺”、甚至“欺诈”。
六、诉讼目的要明确
作为一个医疗专业律师，真正为那些需要医疗纠纷法律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对于想通过医疗纠纷诉讼“赚钱”的人、或者是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但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钱”人。这些人的诉讼动机和目的就存在问题，这样的医疗纠纷案件我们是不会代理的!
曾经有一个家庭的死者家属到我的办公室进行咨询，来的时候气势非凡，大有不诉讼就对不起死者的、非诉讼不可的气氛!经过询问，家中的亲属可谓“高素质人员”，一个为我国某大城市区级领导干部、一个在香港开私人诊所、一个在日本搞工程、另一个在北京无业。在咨询的过程中一再强调，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老人讨一个说法等等!当我大体给他们估算了可能的赔偿数额后，我告诉他们如果这些赔偿被法院支持的，与诉讼费等等相关费用基本持平的，他们很“果断”的告诉我，不打官司了。一家人连招呼都不打就往外走。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及其家属，就是咨询的时候不提，我也会主动提出的。我会比较客观的分析案件情况，如果对这样的家庭，经济上是否合理是必须考虑的，我不希望一个家庭被一个诉讼拖入泥沼和深渊。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他们往往诉讼目的更明确，也会比较坦诚的与律师交流，这一点比“有素质的人”要好的多。很奇怪患者及其家属要委托一个律师竟然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这样律师能够把你的诉讼权益维护好吗?
还有的患者诉讼目的很明确，确实不是为了钱，但是想通过医疗诉讼把某某医疗机构“搞臭”!这样的当事人往往是经济条件很好，确实不缺钱，但是认为自己或者家属在医疗机构吃了亏、受到了虐待，心理很不平衡!面对这样的诉讼目的，我们作为律师是反对的，虽然作为患者的代理律师，但是，仍然应当客观的讲，医疗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化解和解决矛盾与纠纷。诉讼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把某个机构和个人“搞臭”，没脸做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目的是为了认清和处理侵权的行为，但绝不是为了“打到”什么机构和个人。有的患者及其家属要求追究某某医师的“刑事责任”，这样才“解恨”。面对这样的患者，他们对法律的无知和可笑就没有办法形容了。与这样的当事人交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并且很难说服他们，以至于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先到公安局或者检察院去立案，确实立上案了，我再给你们代理案件!因为我知道司法机关是根本不会受理这样的“不靠谱”的刑事案件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在事实上认清楚案件的性质罢了!
因此，再次奉劝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把诉讼的心态摆正，不要对诉讼寄于超出法律程序所能够承载的范围，把医疗诉讼还原为真正的法律诉讼程序。不要在诉讼中夹杂着非诉讼的目的!
七、正确明确和评价律师的作用
在诉讼中经常听到患者及其家属问，你与某某法院、检察院的某某法官、检察官熟吗?等等!这明显已经是在想通过违反手段达到诉讼目的了!作为一个专业律师，不是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皮条客”，这样的事情为律师们所不耻!我们是不会为了一个案子与法官们吃饭、喝酒、送红包的。如果当事人想有这样的途径，大可不必找律师做这种事情，我相信比律师更熟悉法官的人更多!虽然。每年在媒体上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报道!但是，我仍然相信，绝大多数的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是好的，有违法的人员毕竟还是少数!在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城市法官的素质还是很好的!
如果一个律师案子没有怎么分析，就大谈他与某某法官、检察官的关系如何如何等等!这样的律师不是个骗子就是律师的败类!作为患者及其家属没有比谁更渴望司法公正，更希望法官公正判决。但是，我们患者及其家属也不要在下面搞“小动作”啊!这样的判决是公正的吗?
在我代理的一个案件中一个患者由于不能够提供自己“不能够怀孕”的证据，而败诉。我在为她分析败诉的原因时，这位已经拿到加拿大居留证的患者，竟然说出，这样的证据就应当是你们律师的事情，不要用什么证据不足耍我!她的意思很明确，我这个男律师要为这个女患者开一张“不能够怀孕”的证明!这是明显的指示律师造假!在这样的当事人看来，律师应当是可以开出假证明、提供假证据、可以和法官一起吃喝嫖赌的人!
因此，在患者及其家属想聘期律师的时候，应当明确代理律师的作用和目的，像上面“不耻”的问题，免开尊口。这不是一个律师应当做的事情!
八、要明白向律师提供什么
在医疗纠纷咨询中，很多患者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有的患者问：患者到了医院半个小时就死亡了，医院是否是医疗事故?像这样的问题，属于对医疗法律问题“法盲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这位法官说，在本案中，侵权人医院的过错程度十分严重，小小的阑尾炎手术竟然致人死亡，而且病历丢失，所以应该承担此案的全部责任，侵权行为又给孩子的亲属造成极大的、无法弥补的心理、精神伤害，我们综合侵权人乌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乌市平均生活水平，认为3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较为合适。
“在法律面前，人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都是平等的，与被侵害人的身份没有关系。当然，我们的判决不可能超过原告的诉求，也不会因为提出的赔偿金额越高，我们就会判得更高，必须综合具体案情来确定。”这位法官强调说，“如果受害人也有过错或者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不严重，或其经济支付能力有限，或者此案的受诉法院在基层欠发达地区，判决的精神抚慰金肯定不会这么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这位法官说，在本案中，侵权人医院的过错程度十分严重，小小的阑尾炎手术竟然致人死亡，而且病历丢失，所以应该承担此案的全部责任，侵权行为又给孩子的亲属造成极大的、无法弥补的心理、精神伤害，我们综合侵权人乌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乌市平均生活水平，认为3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较为合适。
“在法律面前，人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都是平等的，与被侵害人的身份没有关系。当然，我们的判决不可能超过原告的诉求，也不会因为提出的赔偿金额越高，我们就会判得更高，必须综合具体案情来确定。”这位法官强调说，“如果受害人也有过错或者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不严重，或其经济支付能力有限，或者此案的受诉法院在基层欠发达地区，判决的精神抚慰金肯定不会这么高。”
法学界 细化赔偿标准减少自由裁量度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法律系主任陈彤认为，此案目前判决数额是否合适须经过法院终审判定。目前国内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数额之所以差异较大，一方面是因为个案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另一方面的现实问题是，关于赔偿数额虽然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只是指导性的，并没有明确的计算、划分标准。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磊说，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它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的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的一种方式。它虽然不可能给像财产损害那样以价值予以损失大小的认定，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仍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陈彤认为，至少应该规定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这样法官较容易酌定具体数额。过高的赔偿数额会激起致害人的极大反对，而过低，则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痛苦，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人的诉讼成本和相关费用都不能弥补。
“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或相关立法机构在研究大量已判决的实例案件的基础上，尽快地出台更为完善具体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度，使判决更令双方当事人信服，维护法律的严肃性。”陈彤说。
法制日报